午夜时分，莞城市区灯红酒绿，在市中心的一个酒吧里，衣着体面的宋桥林和一帮朋友在高谈阔论，他现在的身份是根据地艺术公司的策划总监。5年前，他还在东莞不起眼的小镇上，和其他不起眼的外来打工者一样，流转在制造业的某个车间里。5年后，他从镇进了城，从普工做到了中级白领。由此，成了一个特殊的“新莞人”。
　　说他特殊，是因为所谓“新莞人”，大部分意味着的是这样的一群人：他们穿着统一的工服，佩戴着不同的厂牌，十几个小时穿梭于不同的工厂流水线上，面目模糊。
　　而宋桥林不同，当这个城市整个都笼罩在“转型升级”的背景之下时，作为城市最核心的要素——“人”，宋桥林倒是首先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转型。
进城立业
　　宋桥林刚到东莞的2002年，其实也正是东莞市开始提转型的开始，到2004年，正逢“东莞模式”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，首先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民工荒，提“转型”的声音也越来越多。
　　这个城市方向在迷茫，宋桥林对自身的出路也充满了迷茫。他唯一没有忘记的是看书，一边在清溪镇的骄阳下发传单跑业务，宋桥林也一边充电，他觉得自己对营销、广告方面比较感兴趣，就专门找了一些这样的书来看。在心情迷茫或烦闷的时候，还不停地写东西，来纾解心中的情绪。
　　恰好那时一同前去的18个同学已经有一部分杀到了东莞城区。他也意识到，待在一个小镇做一个普工的发展空间实在太小了，2004年7月，他离开清溪进了城。
　　工作也很顺利，由于有业务员的经验，宋桥林很快谋到了一份做装饰公司的业务，并做得比较顺畅，他想这个离广告业很近。
　　“但我知道这种生活不是我过的，只有一个业务员能出来，过得好，大多数都只是芸芸众生。”宋桥林觉得他最拿手的还是写东西，所以找工作还是要找能发挥自己长处的。
　　几乎是靠他在郁闷时期写的一大本文字，他进了东莞妇联旗下的杂志社。“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要不是东莞对文凭没那么看重，对人才的实力更看重，我也没机会进去。”宋桥林很感慨。
　　跻身文化人的工作，使宋桥林很快成长起来，也积累了一些社会关系。后来的工作，宋桥林又顺风顺水地进了企业，包括东莞当地发家的中域通讯、慧谷地产、天沐温泉等，并在2005年房地产发展很火的时候，“玩”了一把房地产策划，还成功地策划了CIID东莞专业委员会的建立计划。
无归属感
　　尽管如此，宋桥林对于东莞还是“没有归属感”。
　　“东莞只是个‘走过、来过、错过’的城市。”他感慨到，大多数人在这里忍气吞声的做一段时间普工，挣到钱就回家去了。
　　虽然，去年东莞市政府为了消弭外来工和本地人之间的隔阂，造出了“新莞人”这个听上去温馨而人性化的称呼，一改往日“外来工”有歧视性的名字。但是对于很多外来人员来说，仍然只是形势上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，暂住证、孩子入学、待遇等才是更大的问题。
　　更让很多“新莞人”气愤的是，前不久，东莞市政府还提出，“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”。也就是说，东莞面临“洗牌”的不仅仅是制造业，外来务工人员也面临转型或转走的问题。
　　在很多新莞人看来，却有种过河拆桥的意味。高级经济师吴运建也质疑，“全国没有哪个城市像东莞一样，花大力气减少人口！”
　　不过，对于像宋桥林这样打拼了多年的新莞人：“还是有了感情的，就像我的第二故乡一样，是人生当中的战斗地。毕竟再怎么样，也比待在老家有前途。” 
　　这是已经较为成功实现自身转型升级的宋桥林，但即使是他，也做好了离开东莞的准备。那么，对于大多数没能像他一样自身得到升级、经年累月在流水线上奔忙着的新莞人们，何时能给他们真正的归属感？

　　盛夏的一天中午，在石碣镇的一个工业园附近，独立电影人游松把新买的摄像机摆开架势，演员老唐几个人正在准备台词。
　　然而，麻烦的是，立刻引来了几百个打工仔打工妹围观，就像他们晚上聚集了街头小士多店看电视一样热闹——游松试图反映转型中的东莞人生存状态的电影《圈圈》就在类似的重重困难中开拍了。
一个又一个的“圈”
　　游松萌生拍独立电影《圈圈》的念头不是偶然。一直热爱电影的他，其实早在2006年就拍过纪录片《过年》和《飘飘》，但只在网络小圈子流传。今年，深深感到转型之风越来越盛之后，他辞掉工作，决定专心拍一部反映转型期东莞人生存状态的电影。
　　他发现，东莞社会阶层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“圈”世界：本地人大多和本地人打交道，台商大多只和台商做生意，港商只和港商做生意，当然，底层的打工者也只和打工者来往。
　　这个被称为“世界工厂”的地方，社会生产结构的简化形式，圈点着社会最底层人的生命轨迹。不同的圈子，在转型升级的迷惘期，都有着同样的困境，被困在同一个圈里。
　　于是，他构思了这样三个圈的人的故事：40多岁的老唐，是一个失意的中年男人，有时帮阿建厂里送送货，跑跑车。他来东莞打工近十年，毫无成就，老婆冷落他，儿子也从不听他的话。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，他花血本买了个DV，给电视台做DV新闻报料员。不过，他的DV新闻从来没有上过电视，却得罪了很多人。
　　30多岁的建哥是石碣一个小黑厂——油边厂老板，陷入员工辞职和体制转轨双重压力所带来的业务量下降的困境。由于手袋厂已经欠阿建半年的款项了，阿建的资金流动陷入瘫痪，为了支付工资，他借高利贷又还不起。为了逃避高利贷，工人工资和房租的压力，他在一个深夜，卷起铺盖，带着老婆孩子，离开了这个地方。
　　20多岁的军军是老唐的儿子，无业，不愿进厂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和舞者。他还暗恋混迹在文工团里的一个跳舞的本地女孩，这个女孩经常在工业区的文化活动戏台上表演。军军后来和他的几个兄弟在一个暴雨天的河边，不小心害死了个人，从此决定跑路。
草根文化萌芽
　　《圈圈》的故事，也许只有身在东莞、深有体味的人才能编得出来。
　　不过，要想真得拍出来，对于游松这样才来东莞三年多，没有多少积蓄的“新莞人”来说也并不轻松。因为按照预算，整部片子需要十万，目前还没有筹措到，他也有一些无奈：“都说东莞人很有钱，大老板很多，但愿意像我这样拍独立电影的人太少。”
　　但是，幸运的是，由于拍的片子几乎是东莞生活的真实记录，引起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。游松说，他们的场地出租屋、工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朋友的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所有演员都是免费演出，其中40多岁的老唐最热心，主动找到游松要求参加。
　　“其实是因为很多新莞人，特别是打工的，文化很贫瘠，很希望有其他的娱乐方式。老唐来演出，就有这个意味。其实稍微成熟点的人都知道，电影不会改变太多东西，但是会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。”游松说。
　　在业内人士看来，出现这样的独立电影，是草根人群对文化的一种诉求方式。
　　香港驻粤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就曾说过，他在东莞最奇怪的事是大量的青年晚上都相拥着出来吃夜宵，而香港不是这样，普通工人都喜欢在夜校里学英文、会计等等。
　　不过，香港和东莞毕竟不同。业内人士分析其中原因认为，香港之所以被称为文化沙漠，是因为香港人的好学也不是为了文化，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。
　　而东莞文化贫瘠是因为，东莞这样的珠三角城市，本质上是农民城市，他们小富即安。而一个城市的主体应该是有广大的中产阶层，无论是学识文化还是收入。东莞只有两头，即暴发的老板和生活在低层的外来打工人员，知识分子的中间阶层全然断裂缺席。
　　眼下低层的外来打工人员，正在自下而上地发出草根的呐喊。虽然这部电影，还不知道能带来些什么，但是，正如游松所说，“就像贾樟柯的电影一样，都是在关注当下。现在东莞是到了转型的阵痛期，不转型是等死。我对它还抱有希望，所以用电影记录下这个时刻。”